手札演变

刘冠华

来历：知乎



    手札的前身是实物信，可以看做是人类最早的无形函件。作为中介的信使“口说无凭”，为了更好地取信于对方，同时也为了避免忘记和过失，便在口信的根本上慢慢缔造了“实物信”，即用各类百般的实物作为交换信息的工具。这类实物具有公认的性质，人们打仗到实物，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与这类实物相联系的意义，接管到不为他人晓得的信息。比如，现在还有人在手札中夹寄几粒红豆，以表达相思之情。

      在人类正式缔造笔墨之前，在一些民族通讯史上出现过“贝壳信”、“结绳信”。固然这类实物信，有的已经成为普遍公认的信物，有的成为双方约定的信物。所谓“结绳信”，就是在绳索上结上巨细纷歧的各类疙瘩，并涂上分歧的色彩，用来暗示各类分歧的工作，我国古书上很早就记录：“上古结绳而治”，又说：“事大，大结其绳；事小，小结其绳”。结绳信就是用此来传布信息、交换思惟的。笔墨出现今后，还不成能有明天这样的手札，由于，那时还没有发现纸。在纸张这样的信息载体出现之前，人们的“笔墨信”又是用什么来誊写的呢？古时辰人们把信写在一种又轻又薄的丝绸――绢帛上，这类信叫“尺素书”。“尺素书”是把写好的信笺（素）夹在两块刻成鲤鱼状的木块之间封装起来，故又称作“鱼书”。但由于绢帛价格高贵，只要有钱人家用得起，是以，那时人们利用得最多的函件，是写在价格比力廉价、又轻易建造的木简、竹简上。这已有大量考古实物为证。

      远在年龄战国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起头用竹子和木板作为誊写的工具。首先用刀子把竹子或木头刮削成一条条狭长而又平滑的小薄片，用羊毫蘸了墨在上面写字。竹片叫竹简，木头片叫木简，又称牍。用来写信的木简凡是三寸宽、一尺长，所以人们就把手札称为“函牍”。函牍一般由两块木简组成，写信的时辰，先在底下这块木简上写上要说的话，写完了在上面再加盖一简，并写上收信人和发信人的姓名。然后用绳索从中心将两简捆扎结实，这个绳索就做“缄”。为了避免他人路上拆看，在打结的地方，还要加上一块青泥，再盖玺印，这盖有玺印的泥叫封泥。然后便可以派信使把信送出了。这类信封形式一向到唐代还在仿制。

     一般手札均简短，以便于邮传。信长，用的竹简就多，邮传负荷就重。据历史记录，西华文学家东方朔上书自荐，诏拜为郎。“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，仅然能胜之。”（《史记？东方朔传》）在交通才能有限的情况下，誊写材料对邮递影响较大。所以，传布内容越来越多的需求，是人们缔造更简便的誊写材料的重要缘由。
     由于西汉时纸已经发现，到东汉中前期，官方已逐步把纸看成函件的誊写材料了。史料中有很多这样的记录。比如，《艺文类聚》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手札，信中提到：“孟陵奴来，赐书，见手迹，欢乐无量，次于面也。书虽两纸，纸八行，行七字，七八五十六字，百一十二言耳。”又如武威太守张奂《与阴氏书》写道：“笃念既密，文章光辉，名实相副，奉读周旋，纸弊墨渝，不离于手”（《全后华文？卷六十四》）。还有《北堂书钞》引延笃给张奂书，也说到“惠书四纸，读之反覆，喜不成言”。《东观汉记》的作者刘珍、延笃等人，都是蔡伦同时代的人，但他们的著作、手札中居然未提到蔡伦。假如蔡伦此时发现了纸，他们是不会绝不在意的。那时由于交通隔绝传递手札的未便，所以读之反覆，喜不成言。可以看出，这时辰纸已作为手札材料逐步提高，收信人习以为常了。晋代仍然具有汉代时函牍的遗制。但纸张作为信息实物，使得邮驿运输更简洁省力，所以，纸张终极淘汰了函牍。

    后来社会上的手札交往越来越多，构成了书仪。书仪，从一般的意义了解，是手札的程式与范本。它的最早制定，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。当时由于书札和所谓“函牍”之学遭到重视，撰写及把握书仪，被视为世族该当具有的“仪表”之一，而书仪自己也就渗透了世家富家引为规诫的礼节及各类适用杂仪（吴丽娱《敦煌书仪中的唐礼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》2003年01月23日）。以下级官员要给主座写状，这类状的用处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：一种是与公务相关的杂奏陈请（也包括荐举），或云奏事状，另一种即是礼节性的贺、谢状或私人叨教来往的笺状。如李商隐有《为濮阳公官后上中书门下状》、《为中丞荥阳公桂州上后上中书门下状》、《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中书状》、《为弘农公上虢州后上三相公状》、《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》。前一为加官，后四者均为上任谢。这类谢状大大都报告到任上讫，再向宰相称谢，表励精图治、誓将报答之心。如《为怀州刺史上后上门下状》：
　　右，某伏奉月日制书，授持节怀州诸军事，守怀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者。以今月日到任上讫。某特以门资，早登朝选，尝奉出疆之任，曾3非泛驾之材。直以扬大国之棱（棱？）威，奉良相之成算，幸无挫屈，兼免滞流。业官未多，无罪为幸。岂意相公上引睿旨，下念勋家，既假宠于中司，又颁条于名部……当此之时，受任尤重，岂伊庸懦，可以指令。惟当非忧人之不思，非利物之不念，罄忠武在行之众，奉盟津揽辔之威，冀无后艰，以答殊奖。伏惟俯赐恩察，谨录状上。（《全唐文》卷七百七十四）

      贺状经常用于官员之间出格是部属贺主座，项目众多，如贺任职升迁、贺节、贺（问）起居、贺雨雪，贺破贼、贺赦甚至贺吉祥。这些内容，与给天子的贺表贺状并立，在地方是以僚属贺节度使为中心，也包括藩镇彼其间的往还。这类官员之间的礼节性书状并不美满是公务，而是既有小我私情的成份，又有很多足以影响宦海生活和官员升迁的内容，各种宦海需要形成了公私不分的官牍套用。
      唐代有一种特别的信函，叫作“别纸”。赵战争经过对《新集杂别纸》的考释，指出“别纸是一种有别于正式公文，如表、状、牒、启等正式公文程式的公私信函的泛称”（赵战争《新集杂别纸》的初步研讨，《唐五代书仪研讨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，1995年，253－255）出现在官牍文范或表状笺启书仪中的别纸，甚至成为某种官文的别称。如崔致远《上座主尚书别纸》、《贺除礼部尚书别纸》、《济源别纸》（见《全唐文》附《唐文拾遗》卷四三）等多首。可以必定，以上别纸根基上都具有官牍性质，大概是宦海应酬之作。这类书仪不管是作为公文还是私人信函，都是信息传布的重要方式，对后代影响很大。

      邮驿通讯中的官方文书，多为国家大事；官方手札则为私人小事，但人们对手札仍很重视。如明清两代是现代家信成长的高峰期间，很多文人学士的文集合都收有家信。到了近代，近代邮政的建立，手札起头提高，成为人们交换、官方通讯来往的重要手段，能否写信、若何写好信，对于那时的生活和工作相当重要。手札的演变，是与信息载体的进步相顺应的，与传布前言的演变是一脉相承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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